打从我懂事以来，兄弟姐妹们时常围在祖母的膝下谈心，祖母讲述我小时候的事迹。

1. 
   
   亚煌是我的小名。据祖母说我是过契给榕树头的敦煌神，因而取名"煌”。我是在农历年初二出生在端洛阜的芭口，一个零星几户人家的村落。（还没有新村的成立）新年是农村人民高兴的日子，年初二傍晚，一家人坐在客厅聊天，大腹便便的母亲还在厨房忙于家务准备晚餐，忽然，妈妈肚子感到一阵酸痛。祖母知道后，立刻通知隔壁的大嫂邓冬婆来帮忙。就在这种情况下婆婆充当接生妇为妈妈接生。妈妈很顺利地把我产下。我呱呱落地时正是晚上十时半。我是家里的第二个男丁；上有大姐、大哥、二姐、三姐。这时，家中上下一团喜兴，左邻右舍都来我家向爸妈道喜，祝贺。在当时的重男轻女的社会，我来的正是时候。

                        1948年国家和社会还是处于一个动乱的日子。虽日本军已退出马来亚，（1945年日本皇军在二战无条件投降）但共产党的成立更使英政府一个头痛的问题。我们一家的生活也不好过，父母做杂工来维持一家的生计。十二三岁的大姐在家中帮祖母料理家务。哥哥则在中山小学读书。第二年的五六月，芭口的家被烧了，原因不详。咱们一家又搬至”树榕山”和几位笆口的邻居齐心合力建起临时的家园暂住。后来听祖母说芭口家被烧的原因是村子里有窝藏共产党党员，日本兵烧屋消气。

                        1950年马来亚政府(英国统治)实行新村制，目的是为了控制共产党的实力扩展。我们一家七口被分派到离端洛阜三英里外，靠路边的一块土地来建屋。英政府只援助每户人家50元作为搬迁费。父亲每天放工后，带着一家大小，结伴到”牛棚新村”搭新居。三个月的时间过了，我们也和同村的三百多户人家一起搬到”牛棚”作为我们永久的家，一个完整的家。家是简陋的，没水没电，屋顶是亚答，墙是竹片，地板是黄泥，床是帆布床。晚上，蚊子如千军万马在蚊帐外虎视眈眈！只有零碎的油灯或是火水灯。牛棚新村方圆一英里周围是由双层铁丝网围着，只有一个进出口。

            我家门前，不是一条马路而是一个山坳，一个蚂蚁坳。傍晚时分，我和乡下同伴总会在门前的山坳嬉戏：每逢旱季，尘沙滚滚；雨季，满地烂泥，寸步难移，苦不堪言。直到1956年初，山坳才被铲平铺上小石子。

            晚间，大哥总是在”甲拜灯”下苦读。祖母即坐在椅子上缝补破衣裤。我还没上学，也没有所谓的玩具、TV、收音机，只好靠在祖母身边，时而听祖母讲故事；时而玩手影自娱。不时，一星期至少一二次会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有时枪声会从屋檐上穿过。顿时，祖母立刻把灯火吹息，抱着我伏在地面；哥哥和姐姐们即躲在床底下的坑里。坑深三尺，长六尺，宽四尺，可容纳四五人。枪声停止了，祖母又点燃油灯，哥姐们又继续忙碌，做功课。。。

            虽然日军已投降，但共产党和马来亚政府势不两立还在内乱。

            1955年的某一晚，英政府新闻部到学校大草场放映免费电影，娱乐村民。当然，村民都扶老携幼，一起前来享受一套只会看，不会听的西片”公仔戏”。工作人员在换胶片时，新闻部也会向村民宣传英政府对反共政策，批评共产党的不是。就在这时候，忽然耳背传来一阵不停的枪声，群从顿时尖叫喊声，场面立时混乱，各自逃命。婆婆牵着我，左闪右躲，沿着小路，半蹲弯曲的一步一步走回家。辛好，妈妈、哥哥、姐姐也在家等侯我们。过了两天，从大人口中，悉知那晚的事件是共产党员企图在捉拿村落里的一位叫”刘叔”而发生枪战。结果，刘叔被逃脱，而他的女人却当场被中枪而死。

            为了维持生计，大姐和二姐十五六岁就当起割胶工人。一大清早，天未亮大姐二姐必须集中在村门口的警察局前排队，受警察人员检查后方可离开村子到五英里外的陈伟和胶园干活。大哥也升上中学。每天也同样的时间骑脚踏车到13公里外的华都佳也育群中学上课。大哥考获初级文凭后，因经济上不许可没有继续读FORM 4，只好进入怡保日间师训班三年后成为小学教师。

            爸爸在端洛义生隆锡矿场当工头；母亲即在村里做些杂工或割茅草卖给锡矿场。婆婆在家里料理家中一切大小事务，生活虽是清苦，但也乐融融也！

            1955年一月二日是我踏进学堂的第一天。

        一早，婆婆已为我准备好上学的一切。穿上校服，桌上摆好的早餐有：糖水、葱、糕饼和一杯美录。婆婆要我一一吃完。她说糖水甜甜的，我会喜欢上学堂；葱是聪明的意思、糕饼，步步高升年年考第一、美录当然是填饱肚子。

            祖母牵着我去学校开学－新村小学。学校范围不很大（有3英亩），而教室只有一排六间。年长的一位同学告诉婆婆我的课室在1A－最后一间。坐在课室里我虽然有点害怕，但没哭。我的级任老师是高淑娴老师，一位个子高高，贤妻良母型。下课后，我也开始认识很多同村的小朋友了。

            新村制收效了：村里的基本设施也改善了，家门的山坳也被铲平铺上石子路；也有电流供应，晚上家里和村子大放光明。57年国家独立后，共产党的反政府活动也少了。村子过着太平的日子。

我来自新村之二----我的童年

            我来自新村的文章登出后,得到许多国民的共鸣和唤起马来亚独立前新村的面貌`历史的痕迹和华人的艰苦奋斗的成果,使我国华裔在这片国土生于斯,死于斯的一种奋斗不息写照!谢谢.我的童年也是在一个典范的村子度过.

            独立前,新村学校的设备是简陋的,没有规范的教育制度.学校的建设是英政府时的新村图样.那时,学生的素质和年龄都有很大的差别.往往一个十多岁的孩童和一个七岁刚开学的小弟弟在同一班.

            1956年,我进入本村学校一年级,班里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大半是我的学兄或学姐.我们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玩耍,倒也乐融融.当时,我们这一群50年代的儿童，放学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嬉戏中度过。学校里老师给的功课不多，书本少，容易读，更没有所谓的课后补习班！一向来，我受到大哥和三姐的影响，在晚上总是三兄姐弟一起做功课，温习，因而养成我对书本的爱好和兴趣。第一年年尾升班考试我就以优异的成绩升上二年级。当年学校还实行留班制，成绩不及格或还没达到校方的评审标准的学生没有重考，须留班一年或二至三年。所以，在我班有很多同学比我大三四岁的兄姐比比皆是！那年的校长是温益富，一位严峻的长者。

            一年一度的儿童节是学生们最高兴的日子！虽是简简单单的每人一包恩物－饼干、花生、牛奶饼、糖果、和一枝本地”荷兰水”，已足够使每位同学心花怒放，高兴一整天。

            放学后,村里的儿童在没有父母的管教下(父母大半都早出晚归,没时间管制孩子),总是会三五成群到附近的小河捉打架鱼、捉豹虎或捉小鸟等玩意。

            三年级那年，有一件事情使我永远难于忘怀：我是三年班的级长，教我们国语的老师是一位马来人Cikgu Ahmad,五十开外，教书马虎，烟鬼一个。每每上课烟瘾发作时，就打盹，无精打彩。他惯用的藤鞭是一条长木板枋子，又长又粗，同学都战战兢兢上他的课。有一天上国语课，Cikgu Ahmad 捧着一叠作业簿进来课室上课。这一堂课是书写Tulisan(写生字).他写了一行字在黑板，然后叫我们抄在练习簿上，而他却伏在桌上打瞌睡。学生们一面抄写一面吵 闹，秩序很乱。十五分钟后，我把句子写完，无所事事，便出去拿刚才老师拿进来的练习簿派回给同学（以往都是如此），正当我要站出来拿作业簿时，忽然，说时迟那时快，打磕睡老师突然间拿起木枋狠狠地向我打来，打中我的肩披.顿时,我大喊一声，惊动了同学。老师知道自己理亏，但并没有向我道歉，反而大声喝骂班上的同学。我当时很生气，也不能做什么！(如事情发生在今日的城区学校,父母不来学校向老师兴师问罪才怪呢!).事隔50年，我还牢牢铭记脑海里。这件事也给我后来在32年的教育生涯中，起了很大的启示：以公正、开明的心态去解决学生的事宜和问题。

            学生时代是我们最开乐的日子。学校在中午12.40放学，没有所谓的补习班、UPSR补习班；家里也没有补习、钢琴班、绘画班。。。功课也少至又少，如有也只不过一些未完成的数学题、抄生字、大楷或小楷之类作业罢了。所以下午的一段时间都在游玩、嬉戏：有时捉豹虎、放风筝、捉打架鱼、小鸟种种新村小孩的玩意。

            还记得读四年级的某一天，我们一行人到离村子不远的”石龙门”桥边的一条小河捉鱼。桥底的小河水不深，但鱼儿成群，我们只要用手或小水桶就可把鱼虾捕捉.大夥玩得兴高彩烈，不矣乐乎！

            桥是木板造成，桥上如有笨重的巴士或罗里驶过,巨大的振动声音会使河里的鱼群快速反应而躲藏在草丛里,鱼儿就很难被捉到.马路左边直透督亚冷；右则通往端洛阜，每隔一小时,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巴士将会经过此地到端洛，方便村民出入。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们几个小伙子,闲来无事便埋伏在小溪旁的一山坳处，用小石子扔向经过的巴士,以消心头恨!

        不久，有一辆警车停在路边，二个警员下车立刻把我们带回警局。进入警局，那巴士司机坐在厅中，向警员们举手化脚。(我们不懂他们讲什么) 警员不二话把我们四人押进铁笼里。这时我们才知道闯祸了。另一个同伴大声喊叫哭了起来。我们关在铁笼里足足三小时，直到黄昏，村长带着妈妈和同伴的家人向警察叔叔求情后，才把我们带回家。

            回家后，免不了要吃”猪肉干”呢！

            每年的二三月是旱季，(村里没有自来水) 村民是靠井水来清洗日常活动。家后院的一口井早已干沽了。姐姐们都往离家不远的菜园挑水作煮食洗条之用。男孩子却到离村二公里外的小河洗澡和载水回来备用。往往到了下午，哥哥总会用自行车载我去小河冲凉嬉戏。小溪水清凉，溪水是从山边的泉水流下，可作饮喝之用。

            旱季给人民带来不便，但给孩童们欢乐。

            过年，也是孩童最开乐的时光。年关一到(却过了尾牙),家家户户都忙着过新年；打扫庭院、做年糕 (笼骑)等工作，妇女们更忙得不可开交。村里的儿童，除了早上上课外，下午一段时间有的帮妈妈做年糕外，还玩一种自制极为危险的玩意－土制炮竹。首先，我们会到里村不远的森林砍竹，锯成小节一尺长（有如筒型）。我们把零用钱或是哥哥姐姐们从外地回来时给的小钱，用来买炮竹、烟花之类。然后，把炮竹拆开，炸药塞进竹筒里，塞满一个竹筒炸药约要十排的炮竹。塞满后，用黏土把竹筒口段塞闭，再用一条长长的麻绳塞进口作点燃导火线。一口气，我们”制造”了七八个土制炮竹！

            徐夕晚，吃过团圆饭后，平时忙碌的父母、亲戚朋友都会坐在客厅里闲谈、打麻将、玩”荷兰牌”（1956年我家还无能力购买收音机）。有些年幼儿童只好约了三五成群在村里游逛，而我们较长的孩童就会玩我们的拿手好戏－”冲天炮”！

            村边有一”沙屎芭”是我们的表演战场。首先在沙堆里挖了一大洞，然后把冲天炮埋进沙堆洞里约二三尺深。把导火线露出地面四五尺之远。导火线点燃，大夥立刻远离现场，跑至50－100米外的空地观看。五分钟后，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至云霄；砂砾飞物，可怕极了。”战后”，现场留下的洞口大如口井，方圆二米之宽。如果”冲天炮”按时引爆，就很安全的。但，当点燃导火线后，冲天炮久久未爆，那才是可怕呢！有一次，因冲天炮好久未爆，一同伴跑去看个究竟，刚来到约5米处，突然一阵巨响，冲天炮大发雷霆，爆炸了。幸好，同伴只受轻伤，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60年代初期，因马来西亚独立不久，经济、文化活动、生活水准还是很差劲，因此，当时的过年”红包”也是少至又少。村里流行一种风气，新年期间，打从徐夕开始至元宵节（十五），大街小巷，户前户后，村民都在集赌；大有大赌，小有小赌。所以当人民相遇时，总是”恭喜发财”。当地警察也坐视不理，可能是已贿赂了。过年新村是热闹的，浓郁着春节的气氛。

            除了农历新年外，中秋节也是当时一个很热闹的大日子。外地的游子，总是想法子回家过节。

            60年初，我升上高小六年级。六年级有两班；一是会考班，另一是超龄班。超龄班是学生的年龄在13－16岁之间，不能参加小六会考。适龄的同学将要参加一项小六升中学考试，及格者方能升上政府国民型中学就读。我校历来的小六升中学考试的成绩向来差强人意。同时，本村每年都有五六十人之多的毕业生，但能升上中学的只不过是寥寥无几。追根究底，原因有三：1。学生本身对读书不感兴趣，2。读书环境不好 3。父母的影响,读书风气很差 。结果我们42人参加小六升中学会考只有6人过关。我拿A级有资格申请国民型中学而其他不及格的同学也只好转向独中.超过80%辍学的同学会留在村子里干活.

            乡村孩子是很少机会出外游玩。

            高小毕业班旅行团是学生们向外见识的唯一个好机会。我还记忆犹新在我小学六年的求学生涯中，有机会出外旅行游玩的只有二次：一次是小学毕业班去槟城旅游；二次是四年级时，校方主办团队到怡保丽都戏院观看一出出名的西片叫《宾西传》。

            1960年尾小六升中学会考后，校方组团到槟城观光。由校长`老师等人带领四五十位学生浩浩荡荡从学校出发。我也了解到第一次出外旅行的乐趣。亚牛出城记是我们一斑同学的缩写。虽是事隔43年，我还很清楚记得旅途的一些趣事：当天，我们在太平的广卫生饭店吃午餐。同学李安、王灶、范耀等人一口气每人吃下十多碗白饭的记录！晚间，我们住宿在槟城市一所学校的课室里，又把学校闹得天翻地复，鸡犬不宁。过后，要劳动老师们的严厉警告才安静下来。这也难怪，太兴奋了！

我来自新村之三---中学时代.

小学毕业后,   原本是申请到怡保三德中学念初一，但念了一天，因交通问题而不能如愿以偿，决定放弃。第二天，只好和本村的一斑同学如庆云、永申、连同较高班的学长运魁、建生、有发、等一起骑脚踏车转至华都牙也育群中学上课。想起念中学的日子，可说是苦中带乐。每天清晨五时半起床，六点在村门口集合（六七人吧），然后一起骑大型的脚踏车(自行车)到离18公里的学校上课。母亲每天给我50仙作零用。从新村踏至端洛，转向士埔地(Sputih)，再由小路进入民万新村，转进高峻的斜路Changkat兵营路，再奔向弯曲的下坡到育群中学。天天如此，日月如常，三年不断。。。三年学生生涯的甜酸苦辣，不堪回首。母亲给的50仙，经过Sputih小镇的茶店，买了一个大饱35仙，把肚子填得饱饱作早午餐的粮食。7点5分到校，11点休息节，只能用剩下的15仙买杯饮料解渴或有时也买个面包、炒面充饥。过年过节，姐姐们和爸爸总会给些零用钱，我会把钱留下作为警急之用。

            学校每天1.30分放学。回家途中，来自端洛、布先、民万等地区的同学大约有五六十人，各自撑着阳伞，一行行或一排排骑着自行车在炙热的阳光下回家。三点多回到家，已疲惫不堪。傍晚，还约了旧同学玩玩篮球、乒乓；晚间，做了功课，温习便睡觉了，因怕第二天不能早起，迟到呢！

            每逢星期五放学后，我们总是迟迟才回家。离SIPUTEH小镇郊外有一个荒凉的市集(pasar)，大树浓荫，是个息牺的好地方。这里没有小贩们的叫卖声，也没有满地污水，只剩下亚婆的小菜摊，卖些本地水果及蔬菜类。我们总是喜欢一边乘凉，一边逗亚婆谈天。亚婆七十开外，矮小。学长们也在这时候，乘亚婆没注意来时，”偷”亚婆的一两个沙葛或买一偷一的方式狡诈亚婆一番，可怜，可怜！

有一次，放学回家途中，我们一行人到离家不远的矿湖嬉水游泳。当时，湖中有很多小孩(村子的，他们瞒着家人到矿湖来戏水)也在玩乐，不于乐乎！忽然，有人喊叫；小邓不见了！小邓不见了！顿时，水性较好的同学立刻沉入湖中到处寻找。情况一时混乱。刚好，SR职教的MR。LAI 驾车经过，也停车帮忙。不久，学长刘建章把小邓从湖中救了上来。MR。LAI替小邓做人工呼吸，但一切都太迟了，一位小六的英校生就此还魂无术！

又一次，也是放学回家，经过Siputih的一椰园，离大路不远的

小山坳，四周沉静一片，阳光烈日当空，同伴们都气喘如牛，在椰园树下小息。学长汉清同学自告奋勇，爬上椰树采摘”椰青”给我们解渴。他脱下白衣，一级一级向上爬，正当要采摘果子时，不巧，远处传来摩多声，桂年同学即刻喊道：”汉清，印度老来了！”说时迟那时快，那孟加里已在面前。树上的汉清，一时慌张过渡，抱着树干滚了下来；手和胸部都红肿有血，还向那孟家里求铙呢！

        四年的中学生涯，在一千二百个日子里，每天日晒雨淋，很多同学毅力稍微薄懦的，都被半途而废，辍学了。能熬过这段苦不堪言的日子，打从初一时的十五人，到初三只剩下我和庆云两人罢了！LCE

(初级文凭考试) 我以优良的成绩升上Form 4.

            升上中四后，我才脱离骑自行车上学的日子，有机会乘搭公共巴士。不过，当时还是没有巴士经过村子。每天早上六点我、庆云、王云和清肴还是要骑一段5KM 的路程到端洛，然后搭普通巴士到布先，再转车去Batu Gajah总站，步行两公里的育群中学。搭巴士的日子是多么地写意、轻松、享受！

            居住在新村十几年的岁月里，妈妈先后产下两位弟弟(业强和业平)和妹妹玉珍组成十二人的家庭。爸爸在端洛义生隆锡矿场当工头；母亲即在本村做些杂工、割草之琐碎工作。打从12岁开始，每逢假日我都会跟随妈妈到处割草买给附近的锡矿场以赚取蝇头小利来支撑这个家。大姐在六十年代已出嫁、大哥也在成家立业、二姐三姐都在外工作。家中只有我和弟妹在求学，家境总算过得去，再也不愁材米油盐。

            中五是考试年，我和大哥及家人商量是否可以在华都牙也一位同学家租房以准备年尾SPM，父母大哥们都赞成；一来可以有多时间温习功课，二来也可以参加补习班。雷远录同学家座落在巴刹街尾的一间独立式古老洋房，父亲是学校的董事，做油米生意。我和志远同学在雷家只有短短的九个月，但和他们一家都相处的很好。

            考获剑桥和教育文凭后，继续在怡保FEC读中六课程，因语文程度上的差异，中六功课不易上轨，结果成绩不理想。

            1970年尾，在大哥的介绍下，回母校当临教。从此，就在教育界打滚了33年又6个月！

 我的学院生活

1975年进入ＳＲＣ７